《春日偶成》古詩鑒賞

時間：2025-01-13 11:04:58 賽賽古詩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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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偶成》古詩鑒賞

　　在平時的學習、工作或生活中，許多人都接觸過一些比較經典的古詩吧，古詩準確地來說應該叫格律詩，包括律詩和絕句。你所見過的古詩是什么樣的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春日偶成》古詩鑒賞，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春日偶成》古詩鑒賞

　　春日偶成

　　云淡風輕近午天⑵，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余心樂⑷，將謂偷閑學少年。

　　詞句注釋

　　⑴偶成：偶然寫成。

　　⑵云淡：云層淡薄，指晴朗的天氣。午天：指中午的太陽。

　　⑶傍花隨柳：傍隨于花柳之間。傍，靠近，依靠。隨，沿著。川：瀑布或河畔。

　　⑷時人：一作“旁人”。余心：我的心。余：一作“予”，我。

　　⑸將謂：就以為。將：乃，于是，就。偷閑：忙中抽出空閑的時間。

　　作者簡介

　　程顥(1032-1085年)，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洛陽人。嘉祐二年(1057年)進士，調鄂鄠縣主簿。熙寧初，任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貶為鎮寧軍簽判，知扶溝縣。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他是有名的理學家，北宋理學五子之一，與其弟程頤合稱“二程”。二人創立的學說，世稱“洛學”，是理學中的重要派別。曾在洛陽講學十余年。著作有后人所輯《二程遺書》。

　　創作背景

　　《春日偶成》是宋代詩人程顥創作的一首七言絕句。這首詩是程顥任陜西鄠縣主簿時春日郊游，即景生情寫下來的。詩人是宋代有名的理學家，長期困在書齋里，少有閑暇寬懷的時候。一旦走出書齋，回到大自然中，便覺得格外爽快，那種怡然自得的心情不言而喻。作者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風和日麗的春日景色。前兩句寫景，后兩句抒情。詩歌描寫了風和日麗的春日景色，抒發了春日郊游的愉快心情。詩歌風格平易自然，語言淺近通俗。

　　白話譯文

　　韻譯

　　云兒淡，風兒輕，時近春日中午，

　　傍著花，隨著柳，我向河岸漫步。

　　這愜意的春游呀，人們并不了解，

　　將會說我忙里偷閑，強學少年童。

　　散譯

　　淡淡的云在天上飄，風兒吹拂著我的臉龐，此時此刻已近正午，我穿行于花叢之中，沿著綠柳，不知不覺間來到了前面的河邊。當時的人不理解我此時此刻我內心的快樂，還以為我在學年輕人的模樣，趁著大好時光忙里偷閑呢。

　　古詩鑒賞

　　這是一首即景詩，描寫春天郊游的心情以及春天的景象，也是一首寫理趣的詩，作者用樸素的手法把柔和明麗的春光同作者自得其樂的心情融為一體。

　　詩的前二句“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看似十分平淡，但如細細品味，卻有幾層意思在其中。其一，寫自己春游所見、所感。云淡風輕，傍花隨柳，寥寥數筆，不僅出色地勾畫出了春景，而且強調了動感—和煦的春風吹拂大地，自己信步漫游，到處是艷美的鮮花，到處是裊娜多姿的綠柳，可謂“人在圖畫中”。其二，著重寫自己留連忘返的心情。這種心情主要是通過‘近午天”、“過前川”六字自然而然地傳達出來的。所謂“近午天”，并不是說自己時至中午才出來游春，而是用“近”來強調自己只顧春游忘了時間，用自己的突然發現來表現自己沉醉于大自然的心情。

　　同樣，“過前川”也并不僅僅是簡單地描寫自己向河岸漫步的情況，而是用“過”來強調自己在春花綠柳的伴隨下“過”了前面的河流才發現自己只顧游春，不知不覺已經走了很遠很遠。這樣，這兩句詩盡管描寫的只是云風花柳等自然景觀和作者喜愛它們的心情，但其中更隱括著一種作者要忘世脫俗的高稚情調，正是這種情調，才使他幾乎忘記了時間，忘記了疲勞，達到了如醉如癡的境界。

　　假如說，詩的前兩句主要是寫情寫景的話，那么，“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則主要是詩人自己內心世界的直接抒發。本來，在云淡風輕的大好春色中漫游，在春花綠柳的簇擁中陶冶自己的情性，這應該是十分自然的事，但是，在扼殺人們性靈的封建時代，這似乎只應該是有些“狂”勁兒的少年人才能千，而須眉長者只應該端然危坐，擺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才行。然而，盡管程顥是一位著名的理學家，盡管他寫這首詩時很可能已經是一位藹然長者，可他仍然無法抗拒大自然對他的吸引，做出一些為“時人”所不能理解的舉動。這其中包括了他對自然真性的追求和理解，同時也包括了他對一般“時人”的嘲笑與諷刺，既表現了他對子人生價值的另一種認識，也表現出了他樂在其中，孤芳自賞的高雅。至此，一向被人們認為是道貌岸然的理學家也有意無意地披露了他性格的另一個側面：他不僅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中，還是一個對大自然充滿感情的活生生的人，只不過他的感情經常被“理”壓抑和扭曲罷了。

　　名家評價

　　武漢大學教授沈祥源：這首詩語言簡潔樸素，如同談心，初讀覺得平淡無奇;但反復咀嚼，便能從平淡中尋出深意的詩味來。理學家所說的“心便是天”的哲理和“心氣和平”的養性之道，竟然與詩的藝術境界如此合拍，實為巧奪天工之作。

　　作者生平

　　1032年（明道元年），程顥出生，其祖先歷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曾祖父程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遷居開封府，祖父程遹遷居河南府（今洛陽），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父程珦曾任黃陂縣尉，歷知龔、鳳、磁、漢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二程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影響，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

　　程顥資性過人，修養有道，和粹之氣，盎然于面，門人、友人與之相交數十年都未嘗看見他有急厲之色。

　　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程顥舉進士后，歷任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

　　1048年~1085年（神宗年間），程顥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于學術。《宋史》本傳稱：“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后得之”。與弟程頤開創“洛學”，奠定了理學基礎。他先后在嵩陽、扶溝等地設學庠，并潛心教育研究，論著頗巨，形成一套教育思想體系。程顥提出，教育之目的乃在于培養圣人，“君子之學，必至圣人而后已。不至圣人而自已者，皆棄也”。認為教育最高目的要使受教育者循天理，仁民而愛物，謹守封建倫常。且強調教育必須以儒家經典為教材，以儒家倫理為教育之基本內容。程顥還提出，讀書以期“講明義理”，注重讀書方法，“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不可“滯心于章句之末”，為此者乃“學者之大患”。同其理學思想一樣，程顥的教育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人為求學統淵源，于他講學之處立祠或書院以為紀念。

　　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程顥于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1489年（明成化二十年），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于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1085年（元祐元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歲。

　　1220年（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

　　1241年（宋理宗淳祐元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川伯”，并“從祀孔子廟庭”。

　　1330年（元明宗至順元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

　　1455年（明代宗景泰六年），詔令兩程祠以顏子（即顏淵）例修建，規制比于闕里，前后殿廡齋室等房共六十余間，祭文稱頌兩程“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后人”。

　　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二程進儒為賢，位列孔子及門下、漢唐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賜給兩程祠“學達性天”匾額。

　　主要成就

　　程顥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學主張。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并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于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于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于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欲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欲”。要“存天理”，必須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積累多了，就能豁然貫通。主張“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方法。二程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在家庭內形成像君臣之間的關系，流毒頗深。究其內涵：一，“理”是宇宙的終極本原和主宰世界的唯一存在。“萬物皆只有一個天理”。二，“天理”又是封建道德原則及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乎天地之間”。三，“天理”也具有自然特性及發展變化規律的意義。“天下物皆可以照理，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因二程兄弟長期講學于洛陽，故世稱其學為“洛學”，二程在哲學上發揮了孟子至周敦頤的心性命理之學，建立了以“天理”為核心的唯心主義理學體系。二程在學術上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題是“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他們認為陽陰二氣和五行只是“理”或“天理”創生萬物的材料，從二程開始，“理”或“天理”被作為哲學的最高范疇使用，亦即被作為世界的本體，而且人類社會的等級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道德規范，也都是“天理”在人間社會的具體表現形態，“君臣父子，天下之定理，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河南程氏遺書》五）

　　二程的人性論祖述思孟學派的性善論，但二程的人性論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又進一步深化了，回答了性為什么至善，為什么會產生惡的因素等一系列問題。二程認為人性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別，前者是天理在人性中的體現，未受任何損害和扭曲，因而是至善無疵的;后者則氣化而生的，不可避免地受到“氣”的侵蝕，產生弊端，因而具有惡的因素。二程認為，性的本然狀態，由于是“天理”在人身上的折射，因而是至善的，人性中的善自然是其“天理”的本質特征，惡則表現為人的不合節度的欲望、情感，二程稱之為“人欲”或“私欲”.，“人欲”是“天理”的對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天理”盛則“人欲”滅，“人欲”盛則“天理”衰。由此可見宋代理學家所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這一命題，實際上是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不容全盤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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